AURORAS BEAR

文｜Dedee

终于进入热闹且混乱的1991年。

隔壁苏联人想努力理出个头绪，结果彻底失败；中国人则在两条路之间反复抉择，最终发现，原来还能坐船或飞机。

这一年，亚运会开完了，北京人自己总结陈词，发现这次空前的体育盛会，的确让北京城在硬件方面有了质的飞跃，但软件上还差那么点意思，比如公共交通方面，尤其是出租车，无论是数量还是服务水平，简直就是品学兼忧的典范。

当时全北京出租车不到13000辆，却被200多家国营企业和集体彻底垄断，个体户只有22个。而且，这些出租车基本上都是丰田皇冠、标致505、日产蓝鸟、甚至日产公爵之类的中高端轿车，司机们基本上都蹲守在高级宾馆附近，专做外宾生意。

你问我著名的黄面的？当时全北京面的就2000多辆，简直不值一提。

而诸如什么扬招即停、按规计价、礼貌用语等基本软硬件，司机们基本没有。他们做起生意来比乘客还大爷，月入百元的普通人，根本打不起也打不着。

若在平时大家忍一忍也就算了，可偏偏出租车司机们的觉悟，在亚运会期间没有与时俱进，让不少国内运动员、志愿者和观众们感受到了首都特有的大缺大德。

于是乎，北京开始对出租车行业下刀子，并许下如是宏愿：“将来，在北京任何人一招手就有五辆车！”

为了尽快达成“招一来五”的盛况，北京彻底放开出租车市场准入门槛：任何人只要找到一家局级单位挂靠，就可以开出租车公司，政府免费送运营牌照。

是的，当时的出租车牌照根本不值钱，全部免费送！这让不少端着铁饭碗的体制内人心痒难耐，不少胆子大的干脆自砸饭碗下海开车，甚至倾家荡产地买上几辆车，办起了私营出租车公司。

同时，一汽、长安等国内车厂也纷纷开始发力。

尤其是9月1日正式开业的一汽大众。3个月后，他们基于第二代德国捷达A2基础，推出了第一款产品捷达A2——如今看来，捷达就是加了车尾行李箱的高尔夫。

大众汽车在中国的第二个奇迹由此诞生。

其经典的德式小轿车外观，无比皮实耐造的特性，很快就被新崛起的北京出租车公司们相中，被大批量运进首都，和国营公司打起了擂台。

由于相比皇冠、标致505、蓝鸟或公爵，他们的个头小了一号，且统一被刷上墨绿色的车漆。于是，捷达出租车在北京有了个俗到家的绰号“绿豆蝇子”……甚至还有捷达出租车，开了60万公里无大修的传奇记录。

同年，以长安为首的四家军工车企开始将铃木奥拓批量上市。其中，售价仅2.38万的江南奥拓震动了整个车市，还导致了一连串车价跳水反应。

按你胃，“终极白菜王”奥拓的出现，对于出租车市场简直就是天大的惊喜——它和捷达凑一块儿，由下而上地迅速将日产公爵、标致505、菲亚特126P等一众大小进口轿车替代了。

自此，北京的出租车市场突然意识到，只要是能载人的小汽车就能成为生产工具。之前提到的大发黄面的也由此翻身，1984到1999年间共生产30万辆车， 90%成为了面的。

甚至除了天津大发，昌河、五菱、吉林、松花江等微面产品纷纷找到新的方向和出口——只要花上3万块，就能日赚三位数，在北京闯出一片天，甚至还有大把年轻人卖房买车做出租车生意。

此后短短3年时间，北京的出租车市场不能说是变化不大，也可谓是地覆翻天。经过大量私人公司和捷达、奥拓的一通搅合——北京的出租车公司达到1485家，个体运营者达到了1157位，出租车数量爆发式地达到6.6万辆，占到全国出租车总数的六分之一。

尤其是那些黄面的，直接占到出租车总数的半壁江山。且不仅仅是北京，更覆盖了大部分秦岭淮河以北的大小城市。

他们用10公里10块钱的价格，让北京乃至整个北方出租车市场空前热闹到出乎人意料，“打的”一词也和大发、捷达、奥拓等经典出租车型一起，自北京起始传遍全国。

而那个“招一来五”的美好初衷，很快就演变成相互抢客抢地盘，绕路拒载拼车等新混乱，新难题。

在北京，混乱且热闹的不仅仅是出租车市场，雅宝路和秀水街等服装市场也不遑多让。来自东欧和苏联的国际倒爷们，成群结队地来了，他们不仅忙着将中国生产的廉价服饰打包买走，还趁机推销起了外国牌子。

同样情况在上海襄阳路和九江路，也时常可见。

这些金发碧眼的国际倒爷简直就是中国人肚子里的蛔虫，带来的第一批国际大牌中，有Puma的T恤，一件160元；Diadora运动衫，一套480元；耐克运动短裤，一条68元；花花公子休闲裤，150元到300元；Le Coq Sportif的背心，一件90元；阿迪达斯运动鞋，一双480元；以及Lacoste西装，2300元……

即使媒体们不遗余力地批评“高消费”，但在经历了30年的“为国奉献”和13年的“为己奋斗”后，中国人在耐克、阿迪达斯等国际大牌的巨大诱惑力，成功地溃不成军。

大家重新开始“穷讲究”，开始对外国的月亮心生向往——宁愿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买洋货，也不愿意买明显更便宜的中国货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自家工厂开始产能过剩，造出来的东西，100件里有55件是不合格产品，剩下的45件里，能有30件卖出去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

那年，大家不再疯狂抢购大米白面卫生纸，并对消费有了全新的认识。而由于产能过剩，国内各种仓库，大大小小地已积压下2000万辆自行车，1亿2千万只手表，10亿件衬衫，800万吨钢铁，20万台机械设备和20亿美元的进口设备。

于是，“点子大王”何阳横空出世。

这个有着瘦削肩膀大脑壳儿的年轻人，曾被营销策划专家叶茂中评价说：“暴聪明”，“一分钟可以想出400个点子”。

不少企业就是听了他的点子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滞销货瞬间大卖成为爆款。他曾让一家杯子厂将杯子印上京广铁路路线图，放火车卖直接卖到脱销；让一家台灯厂把灯做成爱国者导弹的样子，在香港直接卖到手软；让一家火腿加工厂把火腿做成罐头，也是大卖……

每盘活一家企业，何阳就能收到上万元的酬金。不少媒体对他趋之若鹜，纷纷请他来给编辑讲课请他吃饭。

当然，真要论创意脑洞，谁也比不过那个有着高鼻梁，大脸盘子，头发总向后梳的牟其中。他成立的南德公司，大门口特地挂着一排不知是谁，反正肯定不是鲁迅语录的语录：“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，只有想不到的事。”

1991年，全中国企业家都无所适从的混乱日子里，这个中年男人用一场世所罕见的空手套白狼戏码，成为了当年最杰出的“国际倒爷”和“民间英雄”。

他了解到苏联想出手图154飞机，也了解到苏联人比中国人还没有市场经济概念，就生出了“罐头换飞机”的壮举——用国内整整800节车厢的滞销货，换了苏联的四架飞机加一架飞机零部件。

依照合同，苏联的飞机从莫斯科启航，只用了8个小时就飞抵北京。牟其中的中国货则走陆路火车运去苏联，现在走一次都要用上5天半的时间，更不用说30年前，每年去苏联的专列一共也就40趟，以至于800节车厢的货，用了整整5年才全部运到苏联，啊不，后来变成了俄罗斯。

牟其中完美利用时间差——除了第一趟列车700万元暖水瓶的钱，是自己卖冰箱换的，其余流动资金，都是在飞机落地后搞定的。

其中一架飞机租给四川航空公司，一架抵押给了北京工商银行。仅两架飞机的租金和贷款相加，就直接超过6千万元，之后，牟其中只需要慢悠悠地比照着采购单买货物就行了。

这5年里，他靠一趟趟的火车运货，赚了整整1.6亿元人民币。

“我认为危机有时是非常好的事，物极必反，有危机，就一定有机会。如果没有当时全国的产能过剩，我也不会想到以货换飞机这样的点。”2019年，因信用证诈骗入狱18年的牟其中，在接受潘石屹采访时，得意地说道。

牟其中的得意，是建立在无数人的痛苦之上的。而且，他那800节车厢同各类仓库里的积压货相比，简直就是九牛一毛。

1991年，国内进入了市场疲软期，连带着各种工厂，以及厂里的机器和工人都疲软了。不少媒体纷纷发出各类相关报道，比如“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严重亏损，三分之一亏赢相当，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企业盈利”，“中国的工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已成事实”，“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%，亏损总额己高达310亿元”……

市场疲软让工厂停产成为常态，更让1980年代末初现的打工潮返潮了。

比如国家重工业大本营哈尔滨，1991年时起码30%的工厂出现停工，而在沈阳，30%的工人开始无事可做。北京、上海和天津稍微好一些，每百家工厂中有两家停产，还有一些开始了“开关厂”岁月。

下岗潮初现端倪——每天，北京有40个工人下岗，湖南则是110个。对了，那时还不叫“下岗”，多被羞答答地称做“停薪留职”、“厂内待业”、“放长假”或“两不找”。

1991年的初潮远没有几年后的几次汹涌澎湃，但已经让一些学者警觉。

比如北京大学的教授厉以宁。当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，他不无担忧地表示：“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有害的是什么，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，但失业问题可能害处更大。因为通货膨胀是人人受害，不会形成极端分子。失业是一部分人受害，这会让他绝望，然后铤而走险……”

厉以宁一语成谶。几年后，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，有不少或跳楼自杀或行凶报复——无业人员大幅猛增，间接导致第二次严打。

当然了，以上对于1991年的大部分国人，问题不大。他们的目光大多集中在两个地方——苏联和华东。

前者巨变，让无数政治家、理论家、官员和学者焦躁不安热血沸腾；后者的那场超级水灾，更让全国老百姓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上都破防了。

破防的不仅仅是老百姓，这场华东水灾让中国自1949年以来，第一次大规模主动开口，呼吁国际社会给与援助。

于是乎，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荷兰、丹麦、新西兰等13年前我们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国家，纷纷发来各类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。

最积极的还要数香港同胞。

港英政府在跑马地马场举行了“忘我大汇演”大型音乐会，10天里筹到4.7亿港币；香港演艺圈更是不眠不休地，在4天里拍出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电影《豪门夜宴》，剧情什么的不重要，因为有超200位香港巨星名流无偿参演。

而在这部电影之前，香港演艺圈从没有这么多明星聚在一起拍一部电影，在这之后，也不会再有了。

不少巨星只有一句台词或一个一晃而过的镜头。换言之，这部戏里出现过的任何一个打牌的、扫地的、吃饭的，都是或曾是一代红星。

比如开头做主持解说的刘德华和毛舜筠，早茶店推餐车小妹吴君如和罗美薇，唱英文版《帝女花》的张曼玉，教“礼仪”的红牌舞男任达华，大排档厨子狄龙，抢鸡头的周星驰和许冠文……还有无数宾客：张国荣、李子雄、叶蕴仪、陈美琪、万梓良、梁家仁、谷峰、陈百祥、黄炳耀、李香琴、袁和平、钱嘉乐、刘家辉、张耀扬、沈殿霞……

199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盛世，被浓缩在在《豪门夜宴》中，永远芬芳着。

饶是香港同胞如此拼命帮扶，相比上亿人，160亿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，还是杯水车薪。

5月开始的54天里，18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计量下了600毫米的三段式梅雨。说实话，的确无法和1954年的900毫米降雨量相比，但1991年的人口密度，也是30多年前可比的——越来越多的荒地成为了村庄、乡镇甚至城市，上面盖上了各式各样的房子。当然了，各种建筑也把各类湖泊的占地缩小了，河床由此被抬高。

于是，洪水发现隔了30来年，自己突然没地儿去了，就恣意漫出席卷几乎整个华东——整个苏北，皖东皖西，蒙洼地区巢湖她区，洪泽湖地区，太湖地区，杭嘉湖地区，苏南三个市，合肥半个城，南京三个郊县，以及上海三个区。

至今，安徽三河镇的老人依旧记得，洪水只用了20分钟就把这座千年古镇淹没透了。浪头有四五米高！一座座房屋在闷响中坍塌，化作一阵阵腾空的黑色烟柱，就如同40年前的地毯式轰炸。女人叫男人嚎，老人喊孩子哭，还有牲畜的悲鸣……

整整三个月，电视报纸电台全是水灾的种种报道。长江沿线的无数堤坝几乎全民动员，那些不断在堤坝上累筑的沙袋，不停在沼乡泽国里穿梭救援的小艇，及手挽手忘却生死的人墙……到处是已经失去家园的人们，及准备着放弃自己的家园的人们，只为保全长江边的重点大型城市。

大家拼尽全力最要保全的大城市上海，一直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，偏偏对不少外国人而言，毫无吸引力。

美国《财富》杂志副总编辑小理查德·科克伦首次来沪，感到 “整个城市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，大约只有一百辆汽车，没有一栋摩天大楼。”另一个刚从东京到上海的美国人表示：“看上去，日本结束二战已经近50年了，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的。”

扎心啊。

1991年，这座城市没有内环线高架路，没有几千栋高楼大厦，没有上海博物馆，没有杨浦大桥，没有世纪大道，没有陆家嘴，没有浦东三件套……人民广场还没有白色的市政府大楼，南浦大桥和东方明珠还在努力建造。

既没有汤城一品、华洲君庭、东郊壹号、滨江凯旋门之类的大户豪宅，也没有康城、中远两湾城和锦秋花园之类的大型住宅社区。那时的上海人，大多老少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十平米左右的房间内。他们对于房子充满了向往，但从未想象自己可以拥有独立住宅，只静待着单位福利分房的格外开恩。

尤其是刚刚开始开发开放的浦东，目力所及还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水稻田。

似乎一切都在谷底，混沌而混乱。

1991年，邓公继续选择在上海过年。

《解放日报》一个叫皇甫平的神秘作者，说出了一句如今看来振聋发聩的话：如果我们仍然囿于”姓社还是姓资“的诘难，那就只能坐失良机了。

史玉柱在珠海成立巨人公司，推出M－6403巨人汉卡。

美国 《新闻周刊》将鲁冠球作为封面人物。这是继邓小平之后，第二个上这家美国杂志封面的中国人。杂志编辑如此评价鲁冠球：他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。

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，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徐徐升起。中国外长钱其琛宣布：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，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直接改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，并承认乌克兰、白俄罗斯等14个前苏联加盟国的独立。

1991年的中国好像回到了1978 年，混乱且混沌，充满了危机和未知数。